■1949~1978年，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2010年中国钢产量占了世界一半，2012年中国钢材自给率超过100%。中国钢铁工业从量到质不断提升和突破，塑造了新的世界钢铁产业格局。

■在伟大新时代，中国钢铁工业不再是传统认识中的 “傻、大、黑、粗”形象，而是绿色化、智能化、全球化的一道 “靓丽风景”。

作为中国工业化不可或缺的金属材料，钢铁工业与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步伐息息相关，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 “中国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原材料基础。

中国钢铁工业的崛起、壮大，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 (1979~1992年)、改革开放深化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3~2001年)、全方位改革开放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2002~2012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 (2013~2018年)。

中国钢铁工业雄关漫道，中国钢铁工业山河巨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间，中国钢铁工业从战争废墟上艰苦创业开始，既经历过顺利的发展，也遭遇过挫折的挑战，既有沉痛的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跻身世界钢铁大国的梦想。

三次大规模钢铁基建高潮

毛泽东主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考虑到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确立了“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指导方针，一直把发展钢铁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中心环节，经历了 “一次重大转变” “两个黄金发展期” “三次基本建设高潮” “一段坎坷曲折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要实现工业化，却发现钢铁 “有锅无米”，当时中国的生铁、粗钢、钢材产量分别只有25万吨、16万吨、14万吨。国民经济3年恢复期 (1950~1952年)，中国重点对当时现有的钢铁生产工艺装备进行恢复、扩建、改造，以满足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此后，中国掀起了三次大规模钢铁项目基本建设高潮。

第一次建设高潮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这也是中国钢铁工业第一个黄金发展期。当时，中国钢铁工业几乎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中，鞍钢、本钢、包钢等8个项目投资额占156个项目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同时，开启了对石景山钢铁厂等近20个钢铁企业改造和扩建工程。

第二次建设高潮是规划并开始建设 “三大、五中、十八小”工程时期。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 《论十大关系》之后，在认真总结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钢铁工业开始转变到从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走 “大、中、小”相结合发展之路，初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钢铁工业布局。1958年，提出了 “赶英超美”“大跃进” “全民大炼钢铁”的口号，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当年就建了30多家钢铁厂。

第三次建设高潮是从1964年开始的 “三线建设”。中国钢铁工业在调整的同时，开始了以西南攀钢、西北酒钢为主的 “大三线”建设和以中西部地区军工配套的“小三线”建设。到1965年，中国生铁、粗钢、钢材的产量分别从1957年的593.6万吨、535万吨、436.4万吨跃升到了1076.7万吨、1223万吨、894.9万吨。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第二个黄金发展期。

中国钢铁工业三次建设高潮为日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在随后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干扰。1976年粉碎 “四人帮”后，中国钢铁工业得以恢复正常生产，1977年全国钢产量2374万吨，1978年全国钢产量首次突破3000万吨，达到3178万吨。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中国钢铁工业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铁、炼钢、轧钢、焦化、耐材、铁合金等要素结构比较完善，地质勘探、工程设计、建设施工、设备修造、科学研究、冶金教育等门类比较齐全，以大型企业为骨干、大中小相结合，具有3500万吨钢生产能力的新中国钢铁工业体系。

激发钢铁工业强大内生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要搞大工业，没有钢是不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钢铁工业加快了现代化建设步伐。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钢铁企业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资源创造了条件;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极大地激发了钢铁企业活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钢铁企业学会 “与狼共舞”。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钢铁工业经历了调整、改革和对外逐步开放。 “调整”的重点是压缩钢铁工业建设规模，同时提出节约能源，降低消耗，扩大品种，增加短线生产，提高质量，增加收入，实现扭亏增盈，抓好中小企业的改造，搞好安全文明生产。 “改革”主要是扩大钢铁企业经营自主权，实行放权让利，逐步推行 “两项制度” “三项试点” “四大开放”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使国营钢铁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两项制度”改革：一是实施 “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二是在产品销售体制上推行 “价格双轨制”改革。 “三项试点”改革：即组建企业集团试点、股份制试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四大开放”改革：即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种技术、两个市场。

1978年12月23日，宝钢在上海长江口畔打下第一根钢桩，成为当时中国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并且全套引进国外设备的头号工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胜利实施。1985年9月15日，宝钢第一期工程顺利投产。此后，宝钢在邓小平同志 “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教导的鼓舞下，闯出了一条宝钢自己的办企业道路。

首钢作为第一批大型国有企业 “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1981年率先实行了 “上缴利润包干，超额分成”的经营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企业拥有了自我发展资金，钢铁产量和经济效益快速提高。截至1992年末，全国110家重点和骨干钢铁企业中有103家实行了经营承包制。

1984年，天津市政府会同国家石油部、冶金部上报项目建议书，成立天津市无缝钢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989年破土动工开始建设。同时，对一些老的大型钢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和升级，例如鞍钢、武钢、首钢、包钢等企业。1981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科伯斯公司通过签订补偿贸易合同的方式，首次实现了利用外方资金和技术，对鞍钢焦化总厂沥青焦车间进行改造。1987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鞍钢、武钢、梅钢、本钢、莱钢五家企业利用外资的项目建议书，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中国钢铁企业工艺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其中攀钢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成为国内外炼铁技术上的一大创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中国钢铁工业获得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随着1993年11月3日、1994年1月6日，马钢H股、马钢A股分别在中国香港和上海分别挂牌上市，马钢成为 “中国钢铁第一股”。

1994年后，舞钢、本钢、太钢、重钢、天津钢管厂、 “大冶”、 “八一”等12家企业，列入国家百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邯郸钢铁、抚顺钢铁、天津钢铁、酒泉钢铁等57家企业，列入地方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1996年，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 “降本增效”经验成为国有企业学习的“样板”。到1998年，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基本完成，试点企业均按照 《公司法》实施了改组，建立了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

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包括 《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赞颂 “亿吨钢铁壮国威”“圆了几代人的梦” “年产亿吨，世界第一，其功巨矣，其业伟哉”。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升级等原因，中国钢铁需求增长迅猛，各地大力发展钢铁工业，中国粗钢产量在2003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分别突破了2亿吨、3亿吨、4亿吨、5亿吨、6亿吨、7亿吨、8亿吨，年增长率均保持在20%以上，此后一直保持在年产8亿吨以上的规模，中国钢产量屡次刷新记录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了可圈可点的浓重一笔。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技术进步，中国钢铁工业自主设计、自主建设、自主运行、自主管理了一批新一代沿海钢厂，特别是鞍钢鲅鱼圈钢厂、首钢京唐钢铁公司和宝钢湛江钢铁基地。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2001年初，中国已经有27家钢铁企业先后上市，到2007年发展到37家。2005年，中国真正结束了依靠进口钢材满足国内需求的历史，实现了进口和出口的基本平衡。2010年中国钢产量占了世界一半，2012年中国钢材自给率超过100%。

中国钢铁工业从量到质不断提升和突破，实现了从 “进”到 “出”的华丽转身，塑造了新的世界钢铁产业格局。

主动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中国告别了工业化发展的快速时期。特别是粗钢产量在2013年超过8亿吨之后，中国钢产量和钢消费开始进入平台区。中国钢铁工业积极适应新常态，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管理，重点开展 “防风险、降成本、增效益”活动，进一步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力度，强化绿色发展理念。

针对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造成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问题，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了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任务，把去钢铁产能列为任务之首。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 《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同时，中国钢铁行业开启了全面淘汰落后产能、违法违规项目清理和联合执法三个专项行动，扎实有序推进去产能工作，确保在2017年6月30日前彻底清除 “地条钢”。

中国钢铁工业保持和扩大良好发展态势，坚持去产能，做到四个 “防止”：防止 “地条钢”死灰复燃;防止 “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防止新建项目扩大产能;防止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达标的企业违规生产。中国钢铁工业在去产能工作中坚持依法依规，实现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一是实现工作方式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法律法规、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转变，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常态化的工作推进机制。二是实现违规产能界定标准由主要依靠装备规模、工艺技术标准，向主要依靠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等综合标准转变，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年6月底，中国彻底清除 “地条钢”生产企业720多家、3382台 (套)中频 (工频)炉，到2018年年中彻底出清1.4亿吨 “地条钢”，到2018年年底已经彻底完成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5亿吨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钢铁工业主动认识新常态，着力适应、引领新常态，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壮士断腕去产能、转型升级谋发展，最终浴火重生，实现行业整体复苏向好。这一时期，中国钢铁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进入新阶段。

2016年9月22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随着中国钢铁工业将发展重点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政策鼓励、地方政府推动、企业主动性增强的形势下，中国钢铁工业兼并重组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积极带动行业向更高发展质量迈进。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5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国输美碳钢与合金钢产品发起 “337调查”，调查共涉及宝钢、首钢、武钢等中国钢铁企业及其美国分公司共计40家企业。在历经三年后，中国钢铁企业在 “337调查案”反垄断、窃取商业秘密、虚构原产地三个诉点全部胜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钢铁工业转型升级战略要更好地支撑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为 “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夯实材料基础，用中国钢铁既大又强的“钢铁强国梦”去圆 “中国梦”。

2018年1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新修订实施 《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明确中国将继续破除无效供给，坚持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2018年，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7.71亿吨、9.28亿吨和11.06亿吨，同比分别增加3.0%、6.6%和8.5%，其中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

2019年5月31日，马钢股份控股股东马钢集团100%所属的安徽省国资委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中国宝武集团正式兼并马钢。这是一起令整个中国钢铁工业感到兴奋的收购，兴奋的原因不仅在于兼并双方的体量规模之大，也在于开启了央企兼并大型地方国企的先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转变，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一是必须走钢铁工业专业化、对口工业化的道路;二是要在钢铁工业内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使每道工序、每个岗位的操作者都能精益求精。

中国工程院院士、钢铁研究总院名誉院长殷瑞钰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钢铁生产中心、钢铁消费中心，中国应该进一步成为全球钢铁材料的教育中心和研发、设计中心。

在伟大新时代，中国钢铁工业早已不再是传统认识中的 “傻、大、黑、粗”形象，而是绿色化、智能化、全球化的一道 “靓丽风景”。